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得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得来的？

                      李君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并为此通过一个决定，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

    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学习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学习过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内阁制、总统制，而且这些学习都十分真诚，但最后都失败了。在我们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一方面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懂得了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为建立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好制度持续探索了一百多年，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这四个字，不仅指的是我们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探索，而且指的是我们在这一漫长的探索中经历了复杂的思想理论斗争。这些思想理论斗争，包括建党前夕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也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国共产党内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新中国建立前夕同“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后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围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的思想交锋，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一再要求我们回答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今天，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举办的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就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和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在党的十八大后主持第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这个问题，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专题研讨班上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和经验时，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和论述了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述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个问题，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时就已经提出，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了上面这段话。

    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澄清制度问题上一系列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思想理论求索中建立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科学的制度体系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科学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长期执政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是由相互联系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的。在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经济形态和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特别是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全新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而确保了我们建立的制度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具有科学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制度构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内政外交国防相互配合、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相互联系的伟大事业，每一个领域每一项工作都要有相应的制度来支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制度。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述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时候，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内的13个方面重大制度，每一方面重大制度又包括若干项制度（包括体制、机制等）。正如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有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的科学的制度体系。长期以来，在一些人那里，总是以美国的或欧洲的制度为“样本”“标杆”，来评价中国的制度，甚至设计中国的制度改革。听起来，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十分唬人。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制度研究和设计的思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古人早就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毫无疑问，我们在体制改革中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实际和历史文化照抄照搬外国的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坚持听从中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而不盲从或迷信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说教，探索中国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毛泽东曾经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告诫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几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心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仔细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部隐含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比如我们实行的协商民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明确说过，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的制度。

    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这一制度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经历了从建立、改革到完善的历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健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体系。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中国的制度有中国的背景、中国的特色。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国家制度体系，以及新型政党制度，都是在中国自己独特的实践中形成的。建立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人本来的建国构想是“分三步走”，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在中共中央1948年4 月30日发表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明确的。但实际情况是，在各民主党派领袖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抵达解放区，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普选人民代表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共中央采纳了民主党派领袖的意见，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建立新中国。这样，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纲领付诸实施的时候，第一个建立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与此同时，形成了单一制国家制度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成熟后，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讨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选举法，并于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既不同于西方两院制、又不同于苏维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后，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制度改革”任务并全面推进。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从“经济民主”的角度提出要解决“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并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他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决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并取得突破性进展。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根据这样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开始，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革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等制度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推进。党的十五大后，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大后，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在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党的决策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体制机制。党的十七大后，在把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的同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等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总的来说，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前，我们各个方面的制度，有的逐步成熟或定型，有的还在探索和创新，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努力实现“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同时，制定了“分三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推出了336项重大改革举措。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经过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也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

    党的十九大在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安排的同时，还特别指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任务，完整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启示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够面对来自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挑战而依然那么巩固，就在于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巨大优越性，还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俱进，保持持久的青春活力，具有强大生命力。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政治保证。在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前，中国人民曾经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主心骨、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党的坚强而又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比战争年代更重视党的建设，更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特别是科学决策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国家组织能力、危机化解能力，并把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兼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领导力、执政力，激发、维系和保障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使得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源泉。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于已经是国家主人而不再是奴隶的人民来说，更是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和生机活力的社会群体。历史表明，人民是新中国历尽坎坷而不断发展、越来越强大的根本源泉；人民是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奇迹的根本源泉。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一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思想路线，因此既能够以实践为基础制定正确路线，又能够以实践为标准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还能够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开创一个又一个新天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革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活的灵魂。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组织原则。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在党政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过程中形成的执政党、政权机构、市场经济组织和社会等各个元素进行科学整合，并按照党对一切工作全面领导的原则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形成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新权威主义的民主集中型国家治理体系。这样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能够形成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决策，并能够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好各种利益关系。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