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的说法
确切的日期已不记得，朱旭明和李学文两位同志带我去看望孙振国同志。朱旭明和孙振国都是战争年代毛主席警卫排的战士、张思德的战友。李学文是周总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时的勤务员。他们当时都已离休，正为筹划成立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藉以发挥余热而忙碌。
孙振国告诉我：他是河北省安平县人，作家孙犁的堂兄弟。家庭贫困，父亲早丧，童年曾跟随母亲住在孙犁家帮助做些农活。抗战爆发，他参加了八路军。彭真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时，从晋察冀边区带去一个步兵团，孙振国是这个团的战士，也就到了延安。由于他体格魁梧，打仗勇敢，又能吃苦耐劳，不久便被选调到毛主席警卫排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各地。进了北京城以后，毛主席对他说：“你不能老是跟着我，也得去学点本领，做些事情。”于是，他和朱旭明一起转业到天津，参加经济建设，并在天津安家落户。
在交谈中，我们提到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以及这本书中有关毛主席在城南庄遭受敌机袭击的记载。
大家知道，1948年春天，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敌人的战略攻势已被粉碎，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翼中。毛主席先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去平山县西柏坡。
聂荣臻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城南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毛主席住在城南庄时，聂荣臻司令员对于毛主席的安全，自始至终非常重视。“文革”期间，却遭到江青的造谣污蔑。因此，《聂荣臻回忆录》 中有一节专门说敌机袭击城南庄这一严重事件。其中关于毛主席脱险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我（聂荣臻）走到他（毛主席）屋内的时候，见他······正躺在床上休息。
“······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 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了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聂荣臻回忆录》下册678页。）
孙振国听了哈哈大笑。他说，“当时就根本不是用担架将毛主席抬出住房的。这段话准不是聂老总本人写的，而是别人胡编的。”他用手指着朱旭明，又说，“对于这件事，老朱最了解情况，他当时在场。”
警卫员的说法
我是研究党史的，出于职业习惯，便请他们详细地谈了毛主席遭受敌机袭击时脱险的经过。下面是由我综合整理的他们的谈话内容：
毛主席由陕北来到河北以后，他的行踪似乎己为敌人所察觉，常常有敌机飞临驻地上空盘旋。过去在陕北的时候，就曾遭到敌机几次袭击，警卫战士们都积累了丰富的对付敌机的经验，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麻痹大意，基本上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1948年4 月11日，毛主席一行来到阜平县城南庄，住在村北头新盖的一排平房里。这个地方有许多优点：一是环境幽静，适宜毛主席办公和休息。二是离平房约有100米的地方，有一个颇为坚固的防空洞，可供毛主席使用。三是城南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毛主席能够利用这个条件，随时和各大战场保持电报联系。
毛主席当时工作非常繁忙，曾主持召开几次重要会议。如于4 月30日起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陈毅、粟裕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先集中兵力，尽量多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长江。这就为打淮海战役画出了最初的一份蓝图。
空袭发生在5 月16日上午。这天，朱旭明被派在村外担任防空警戒。对于敌机来袭情况，他比孙振国谈的还详细。
大约在七点半钟，敌军的一架运输机由西安方向飞来，经过城南庄上空，向着北京（当时叫北平）方向飞去。接着，朱旭明又发现一架侦察机，由北京方向飞来，在城南庄上空转了两圈，飞走了。这引起了他的警惕，立即报告了警卫排排长闫长林。到了八点多钟，战斗机果然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军区司令部拉响了警报器，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首长匆忙赶到毛主席的住房来。这里顿时聚集了毛主席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并为如何将毛主席转移到防空洞去这个问题而小声议论。至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却完全不放在心上。据孙振国说：当时只有江青不在场，她最早钻进防空洞。
聂司令员焦急地对闫长林排长说：“主席还在睡觉，······怎么办？”
多年来，毛主席养成一种“夜猫子”的习惯：夜里工作，早晨六时才上床睡觉，十一时让人叫醒。在他睡觉的时候，没有紧急的事情，谁也不能打扰他。聂司令员这时所考虑的显然是敌机来袭，必须赶快叫醒毛主席，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闫长林点头会意，便转过身来，以十分果断的口气，对警卫排的战士们说：
“石国瑞和孙振国负责保护毛主席进防空洞，其他同志负责维持治安，防止坏人捣乱。”
转战陕北期间，石国瑞、孙振国和另一战士王振海，都可以称得上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石国瑞和孙振国具有共同的特点：体格魁梧，能耐劳吃苦，愈是情况危险，愈是任务艰巨的时候，他们离毛主席愈近。有一张广为流传的毛主席在陕北行军途中拍下的照片，毛主席骑在马上，走在前面牵马的就是王振海，孙振国和石国瑞分别走在毛主席的左右两侧，保护着毛主席的安全。
现在，孙振国和石国瑞领受了任务，没有商量，便飞快地跑到毛主席的床前，拍打盖在毛主席身上的被子，并用肯定的口气说：“快起来！敌人的飞机来了。”其实，毛主席早已醒了，他和往常一样，每遇敌情，都无所畏惧，反而问：“你怎么知道敌人的飞机来了？我还没有看见呢！”孙振国、石国瑞也不和毛主席多话，不等毛主席同意，就动手将毛主席从被窝里拉起来，给他披上衣服，然后两人一齐架着他，向着防空洞走去。聂司令员、赵尔陆参谋长等跟在他们后面。
这时，敌机正向毛主席住房上空飞来，并向下俯冲，敌机的翅膀差不多掠到了房顶和树梢，发动机的轰鸣声更使人感到神经紧张。孙振国、石国瑞停住了脚步，将毛主席隐蔽在一垛高墙角下，并用两个人的高大身躯护卫着毛主席。
孙振国、石国瑞原以为敌机俯冲下来，会扔炸弹和扫射机枪。可是，敌机又昂起头来，向上飞去，挂在飞机肚皮底下的炸弹肉眼清晰可见。孙振国和石国瑞懂得，敌机决不会到此罢休，它马上就会飞回来。必须争分夺秒，越快越好，将毛主席护送进防空洞。于是，孙振国转过身来，背起了毛主席，石国瑞双手扶着毛主席，一齐向着防空洞冲过去。这时毛主席对他们说了什么话，他们竟然完全没有留意······
就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避免了一场灾难。当他们刚刚进入防空洞，喘息未定，一颗炸弹便掉下来，准确地落在毛主席住房的门前。门、窗都被炸得粉碎，房顶也被炸坏，房前的一棵大榆树被劈成几段，榆树叶如雨点似的洒落一地。幸运的是我军没有一个人在场。
空袭警报解除以后，毛主席看了看被炸的现场，笑着说：“这炸弹还真厉害！”
当天晚上，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聂司令员将毛主席转移到附近的深山沟里，一个名叫花山村的地方居住。
事后查明，敌机之所以能这样准确地袭击城南庄毛主席的住房，是由于潜伏在军区司令部的两个敌特提供的情报。这两个敌特事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陈伯达传》的说法
最近，我看了《陈伯达传》（作者叶永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发现在毛主席遭受敌机袭击脱险这件事上，还有和上述两种说法都不同的另一种说法。
从这本书上看，陈伯达谈这件事，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1971年9 月，已被软禁的陈伯达被送往秦城监狱关押时，他为了在狱中得到较好的待遇，“大声提及”他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但后来公安机关派人调查时，他又没有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写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第二次，是他服刑期满，出狱以后，与周扬见面，谈到他这几年来的经历时，谈到了这件“好事”。
第三次，是和陈伯达传记撰稿人谈这件“好事”。可见陈伯达是认真看待这件事的，谅必他不会认为这是他编造的吧。
陈伯达所说的“好事”，以陈伯达和周扬谈话时谈得最为详细，并在事后由他的儿子陈晓农作了记录，收进《陈伯达传》。现在照录如下：
“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指在秦城监狱）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
“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打碎了······
“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陈伯达传》上册57页，242页。）
本文作者的看法
我产生了将上述三种说法一并加以研究，并写一篇文章的念头。
这时孙振国已因患癌症，于1988年8月不幸去世了。朱旭明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但身体还好。于是我去拜访他，听听他的意见。
朱旭明对陈伯达的说法不屑一顾。他说：
“我们警卫排十几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干什么吃的？就是干一件事：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不让毛主席遭到敌人的伤害，我们每个战士随时随地都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抵挡敌人射来的子弹。当敌机已在城南庄上空盘旋时，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将毛主席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困难的是，毛主席有他的脾气。对于敌人，他从来都是藐视的，不管遇到什么敌情，他都无所畏惧。所以，他决不会像陈伯达所说的那样‘听话’，一叫他，他就走出去。”
“那么，是否可以如《聂荣臻回忆录》所写，用担架将毛主席抬出去呢？也做不到。我记得在陕北时，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情况，有时不适宜骑马，我们准备过一副担架。他不但从来没有坐过，还把我们严厉批评了一顿。但是，毛主席这时毕竟已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走起山路来很吃力。见此情况，倒是孙振国有办法。他主动将自己背粮袋用的一根柳木棍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拄着走了几步，高兴地说：‘这东西好，省力气！’此后，一直到离开陕北，过了黄河，换乘汽车到冀中来之前，他的手都没有离开过这根柳木棍。”
“排长闫长林和警卫排的每个战士都了解毛主席的脾气。所以，当聂荣臻司令员焦急地问闫长林怎么办时，闫长林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叫石国瑞、孙振国同志去将毛主席护送到防空洞里。闫长林知道毛主席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能理解并接受的。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朱旭明还回忆说，他和孙振国虽同为警卫排的战士，但分工不同。他个儿矮，力气小，领导上都派他站岗放哨，行军时走在队伍后面，孙振国个儿高，力气大，无论是行军还是扎营，他和石国瑞都不离开毛主席身旁。所以“同在毛主席面前，他和我们的表现也不一样。他有说有笑，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我们则毕恭毕敬，小心谨慎。他调到天津来工作，一度感到有点不顺心，还回中南海去，见到毛主席，要求调回北京。毛主席居然没有批评他，点头表示答应。我们连想都不敢这样想。后来只是因为‘文革’开始了，他没有再去北京打扰毛主席。”我体会，朱旭明这么说。无非是要说明，遭到敌机袭击时，帮助毛主席脱险的是孙振国。
为了核对他的说法，我查阅了《保卫毛主席记事》（闫长林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书中的有关章节。我看到，闫长林、李银桥和朱旭明、孙振国的说法，基本上是相同的。闫长林、李银桥在书中都提到石国瑞和孙振国的名字，都说是他们将毛主席护送到防空洞里去的，只是没有像孙振国、朱旭明说得那么详细。闫长林在书中还写了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拒坐担架的事。他强调说：“要说服毛去席坐担架是办不到的。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休想让他做。”《保卫毛主席纪事》是在《聂荣臻回忆录》之后出版的，闫长林这样写，实际上是对《聂荣臻回忆录》中写的聂荣臻和赵尔陆用担架抬毛主席的说法的否定。
同一件事情就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的？我认为，朱旭明是当事人之一，最有资格作证，他的一番话又说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聂荣臻回忆录》中的说法，《陈伯达传》中的说法，都将主要应由警卫人员做的事，误写在聂荣臻、陈伯达的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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