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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学 徒 生 活
高 国 彬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结束了多年的战争。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共和国的领导人，顺从民意，积极地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城市的失业人口，很快得以就业。根据发展的需要，还从农村吸收大批的劳动力，参加城市的经济建设。在这种形势下，由家兄介绍，于1951年11月，从原籍农村来天津市，到北洋印字馆学徒。从此，我开始迈入社会。
解放初期的城市，经济是私有制，工厂都属于资本家个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工厂是属于国家的，我参加的北洋印字馆，就是从德国人手中接收过来的。隶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属于机关生产性质。当时的工厂有五、六十人，地点在原德国租界内的徐州道上。
初次来到大城市工作与生活，感到极大的不适应。因为多年生活在农村，家乡是山清水秀，视野开阔，活动空间大。农田种植，除不违反农时外，平常的管理，灵活性与机动性较大，时间性又不强，更没有严格的要求。到城市后，高楼林立，街道纵横，生活空间相对狭小。每天只是从宿舍到工厂，生活异常单调。在工厂上班，不同于农村，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无论是天气好坏，都要准时到厂。刚入厂时，从思想到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产生了波动，还不如回农村为好。经过反复思考，又结合到家乡的情况。从历史上分析，凡是有文化的人员，几乎都出来到东北、京津两地经商。况且家中的长辈与亲友当中，也都是生意人。经过反复思考，我又怎么能够回乡呢？岂不是辜负了家人的期望吗？想到此处，前面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工厂中应该好好的干下去。
入厂后，我被分配到印刷车间，拜印刷老工人刘永盛为师傅。使用德国制造的24页平板印刷机，这种机器工厂中只有两台。在解放初期是比较先进的，可以印制书刊。我们接受的主要印刷任务，是印制对外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建设》刊物。因为北京的印刷厂，尚无外文排版设备，只好由天津来承担。同时，还印制了河北大学张
严教授编著的《人体解剖学》巨著，中英文对照，外加彩色插图。至于市政府的机密文件，更是随来随印。生产任务比较繁重，经常加班加点，而且都是白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
在繁重的印刷任务中，对我学习技术，倒是个机好的机会。我尊重师傅，认真钻研，努力实践，刘师傅也认真的传授。不屑一年时间，我便能够掌握了基本技术，可以独立的进行操作了。到1952年底，经过厂技术人员评定，可以出师，晋升为一级工人。随之，工资也按照一级工的标准发放。刘师傅也因教徒有功，受到厂方的表扬与奖励。
当时的学徒工作，私人企业仍沿袭着传统的规矩，在三年内老板只管吃饭，没有工资。而公营企业，尚无说法，因为在解放初期，公营企业实在太少了，还没有来得及制定有关学徒的政策。入厂工作都以国家工作人员来看待，在上下级之间，师徒之间都比较平等。而国家又鼓励年轻人学习技术，规定每年考核评比一次。根据技术水平，工作态度，思想觉悟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考核，达到一级工水平的，就可以出师，不必非用三年的时间。这一点是公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的最大好处。
当我学徒出师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印刷工人，工厂开始下达生产定额了。此时，我仍然与刘师傅使用一台机器，两人积极配合，做到月月、季季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由于1953年全年完成计划出色，我被评为先进工人，机台也被评为先进机台，并受到厂方的奖励。同年5月，党组织接收我为共产党员，此时我刚满18岁，正好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年龄。从此，领导上和组织上对我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时时处处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开展工作。
学徒到出师，我只用了一年另两个月时间。是按照技术标准考核的，是有形的。当时我只有17岁，而同时我也步入社会这个大学堂，开始“学徒”，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将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上，去不断地进行求索，其成果的优劣与好坏，需要在实践中来检验，而并非有什么现成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学徒”对我至关重要，它将决定我的人生道路，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碌碌无为、甘心情愿地做一名普通工人，还是要多学一些本领，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这就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这个问题，在当时也是每个青年必须回答的。
我来自农村，由于家乡多年来战乱不断，耽误了学业，只是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小学。生活在乡下，眼界狭窄，不了解外界的情况，更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
活动。这一切都是自身条件的缺欠，自幼虽然接受过家中的传统教育，讲的也是什么忠孝仁义之类。这倒也养成了忠厚老实，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待人和气等良好风气。以上这些只能说明本人的基本素质，丝毫代替不了在社会上生存，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可想而知，一个来自农村的、本身就是孤陋寡闻的青年，到16岁才有小学文化程度，要想在大城市谋求职业、立足与栖身，真是谈何容易？
青年人最富有理想，对个人的前途，都抱有美好的憧憬。在当时我则不然，不敢有什么理想，因为是由自身的条件决定的。即便是理想，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就是想去参加解放军，由于家庭出身，恐怕连政审都不会合格，只好到工厂当一名工人罢了。而面对这一切现实，我并没有灰心，也不气馁。而且为了自己的前途，去努力的奋斗！争取做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深刻理解古人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我先从学习文化入手，认识到只有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的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学好科学知识。从1952年起，我便参加了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文化。开始上初中一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不管天气好坏，还是严寒酷暑，都是风雨无阻地坚持业余学校学习。为了学到文化知识，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又有多少个星期天在图书馆度过，又有多少困难被一个个克服，又有多少个好心人，对我进行过热心的帮助。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学完初中、高中课程，最后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在学习文化上，我总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学习的过程，也是改造思想的过程。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思想境界也大为开阔。不断地探索认识社会，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以求得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适应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古人讲，学而后知不足。这时对个人的思想进行剖析，对小农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残余，在认识上就比较清楚了。因而用先进的思想武器，进行一番改造。使那些落后的、不合时代潮流的旧思想，把它彻底地抛弃。这对于我来讲，真是一次在思想上的飞跃。
学习的过程，也是严格规范自己行为的过程。一个青年人，只身在外，在工作上、生活上或与人交往过程中，有什么不足和问题，往往自己不能察觉，周围
的同志又不便提出意见。自己的缺点与错误，就不能及时的得到改正。不像在家中，有长辈可以随时的指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虚心的向周围的同志请教，经常的征求他们的意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久而久之，同志们都能够直言不讳的提出意见。这对我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是一种极好的办法，使我受益非浅。
在社会这个大学堂中，我确实学习了许多东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家庭的教育，代替不了社会的磨练。自己的行为，必须受到领导上的管教与组织纪律的约束，还需要置于周围群众的帮助之下。要想增强对社会的应变能力，还需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之后，才能懂得在社会上如何做人，如何为人处事。后来的几年，我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做点工作，究其根源是与年轻时期的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技术上的学徒，我早已出师。当了两年的印刷工人后，于1954年底，被提拔为干部，负责青年工作。一年后被任命为新华印刷一厂的团委书记，开始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又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我作为在社会这个大学堂中的“学徒”，尚未出师，仍然要继续学习下去。
200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