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所 经 历 的 干 部 劳 动
高 国 彬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了密切干群关系，缓解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10日，下发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的文件，要求所有国家干部，每周要到基层参加一次体力劳动。
国家干部本身也是劳动者，是属于脑力劳动。通过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方法，了解下情，很有必要。广大干部对中央的指示，积极拥护，并能够身体力行。职工群众对各级干部到基层来劳动，深表欢迎。对密切干群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过去的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含义，却被人为的扭曲。慢慢的就成为当权者惩罚干部的一种手段，动辄就以“下放劳动”为名相威胁。曾记得有一位同事，敢于直言，对顶头上司提出过批评意见，冒犯了领导的威严，于是这位领导就耿耿于怀。在一次支援农业的任务中，领导者就堂而皇之的将这位同事，列入到支援农业的对象之中。到农村后，干着与他毫不相干的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干就是几个月，真是苦不堪言。从此，有些干部谈‘ 劳 ’色变，从这位同事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参加体力劳动，本来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如今倒成为广大干部的一种思想负担了。
然而，对某些领导者来说，劳动又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极好机会。为了渲染领导者能够亲自出马参加劳动，办事人员事先就透露出消息，众多媒体的人员便会蜂拥而至。当领导者到劳动现场后，摆开架式，比划几下，咔嚓之声早已把这一瞬间，摄入到历史的镜头。与工人交谈几句，也就成为新闻报导材料，便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同时，上级领导的组织部门，也就把这样的材料，纳入到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但是，对这样的干部劳动，广大职工群众早已嗤之以鼻，从来就是不买账的，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走走过场而已。
参加体力劳动，对我来说，确实感触颇深。有参加劳动的喜悦，也有在劳动中的苦涩与悲哀。总之，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之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参加体力劳动。假如问一下，参加劳动的次数与多少时间，至今已经无法记清了。如果按时间的顺序分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如下特点。即：五十年代劳动是为了密切干 群关系，六十年代劳动是为了改造思想，七十年代劳动是为了支援农业，八十年代劳动是为了充当廉价劳动力。如果按参加劳动的内容分类，有深入基层接触群众的体力劳动，有参加社会的公益活动的劳动，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惩罚性劳动，还有充当劳动力的劳动。真可谓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至于社会上的公益性劳动，应当大力提倡，不在本文所谈之内。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参加体力劳动都是深入生产车间，接触广大工人群众，而且规定每周四为劳动日。坚持执行这一制度，确实有效的改善了干群关系，拉近了与工人群众的距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还有另一类劳动，就是为了完成某个专项工作，上级按照任务下达，分配给基层，而且还是必须完成的。
1959年7月，为了保证市民冬季吃上大白菜，市政府把这项任务交给基层单位，工业系统负责到南郊区双林农场种菜。于是我所在的工厂就抽调100多人，我也被列入到支农人员之中。当时，我二孩子刚刚出生，大孩子不满两岁，爱人在家中急需人照顾。我随即向领导上提出个人的家庭困难，而得到的答复是：“家中的事情在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情在小也是大事”。最后只得服从领导上的决定，离开刚出生两天的孩子，如期的到达双林农场。
我们在农场里，正值酷暑，头顶烈日，在那骄阳似火的田间，一块地、一块地的翻土播种。然后排水灌溉，待菜苗长出后，进行间苗中耕。大白菜已经种好，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农场的领导仍然不让我们撤回，又给增加了新的任务，帮助农场喂养奶牛。整天收割玉米，铡草粉碎，进行发酵处理，为奶牛过冬做好准备，其任务量与种大白菜相比，可就繁重的多了。
在那炎热的三伏天，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员，都居住在简易的工棚内。白天劳累了一天后，晚上由于蚊虫叮咬，难于入睡，根本就无法休息。加上卫生条件很差，参加劳动的人员相继出现腹泻，陆续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场的任务并没有减少，这就加重了其他同志的负担。
我虽然在农场劳动，可是心却惦记家中。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是多么不尽人情，更谈不上关心职工生活了。在今天看来，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提法，发生了变异，成为对干部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手段，完全违背了密切干群关系的初衷。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造反派夺了权，重新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随着把原来机关的办事机构撤消，除了留下少数人员外，其他人员予以遣散。到1967年就把我们这些人，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同时，造反派还向群众交待，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改造的对象。从此，厂内的一些脏活、累活，就都落在我们身上。这还不算，每周还要向职工群众，进行一次思想汇报，听从群众对我们的点评，接受群众对我们的监督。
在工厂劳动数月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到塘沽农场收割水稻。由于造反派只顾“抓革命”了，而无人进行“促生产”。时至深秋，成熟的水稻仍然长在田间。我们这些人到农场后，几百人无处栖身，只好用苇席搭成窝棚，地上铺上稻草，大家席地而睡。深秋的凉风，到夜间就格外寒冷，一层苇席又怎能御寒呢？大家就只好多盖些稻草了。就这样一干就是40多天，从收割、脱粒、晾晒到入库，都是我们这些干部来完成的。
秋去冬来，时间已经进入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进入到精简人员阶段。我等之人，当然在精简人员之列。为了安置这些人员，革命委员会把我们送进“天津市工交建系统五、七干部学校”学习，地点在西郊区卫南洼。能够进入学校进行深造，咋听起来又是多么美妙动听。当我们进入干校后，这才发现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是一片荒野，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来建设。这才发现，名为干校，实为劳动改造的场所。这个学校，还有特殊之处，就是没有学习期限，人们又戏称“无期改造”。
生活之艰苦，劳动之繁重，管教之严格，更不待言。我们的学习任务，是军代表进行军训，造反派进行训话，贫下中农的代表带领我们开荒，晚饭后才是政治学习时间。从自己动手盖房，到开荒种地，都落在我们身上。一直到1970年5月，我才告别干校生活，调回市内分配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仍在干校苦苦的煎熬。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劳动的内容又在翻新。除每周下基层劳动外，还要到 市郊县农村，帮助农民秋收。
农民种田，春种秋收，乃天经地义之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听说叫城里工人来帮助秋收。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秋收出现了问题。大批的庄稼长在地里，就等工人“老大哥”去帮忙。农村既不缺少劳动力，又没有受到什么灾害，为什么不能收秋呢？岂不怪哉！为了把粮食收到家，不至于把一年的劳动成果，白白的浪费在地里，城里的各企业还是派出大批人马，浩浩荡荡的下乡来秋收，在当时可谓是一条靓丽的景观。
郊县的农村，每年麦收、秋收都有城里人来帮助。各单位派出人员、车辆，包括全部的后勤供应，都是从城里带来的。真可谓是无偿的支援，每次收秋大约需要二至三十天的时间。可想而知，各单位的负担也异常沉重，一切开支都滩入生产成本。因为，当时所讲的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就我个人而言，曾经连续三年，分别去宝坻县、武清县、静海县去帮助秋收。城里的人员平时就没有干过农活，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因此干起活来，效率就很低，因为没有时间的限制，到干完为止。
城里人到农村帮助收秋，当地的农民并不领情。后经过与农民交谈，才了解了真情。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农村的干部更替频繁，领导上不够得力。再加上吃了多年的大锅饭，分配不均。过多的强调政治挂帅，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农民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到田间出工不出力，对集体的生产，漠不关心。致使干部与农民的矛盾较深，村干部指挥生产就不灵，群众有抵触情绪。究其根源，可以说当时的农村政策，已经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
不仅帮助农民收秋，还要帮助农民挖河。1976年，要疏浚东郊区一条河道，本来是农民应当干的事情，也落到城里人的身上。同年4月，我们行业出动了500多人，由我带队前去挖河。工作繁重，又无机械可以利用，完全靠人抬肩扛，干了40多天后，才完成了任务。河道疏浚后，受益者完全是当地的农民。至于平时的支农活动，短时间的出工出力，那就是很多了。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完全背离了中央原来的规定，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干部到基层去，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 就越来越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市政建设的重大工程，要由干部参加劳动来完成。还要按时间、按标准、按质量，进行工程验收。最典型的例子是1982年秋季的引滦入津工程，我曾带领行业1500余人，到宝坻县青龙湾河一带，加宽河道。这些挖河人员，全部吃住在现场。所使用的工具，都是单位自备，就连一切后勤供应，也全部是从市里运去的。我们苦干了两个多月，按质按量的完成任务，经过验收合格后，人员才全部撤回。
到1987年，市里修建外环线马路，上级领导如法炮制了引滦入津的经验。将任务分段下达到各个单位，采用工、料全包的办法，市里有关部门只去检查验收。当时，各个单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现场修建。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各级干部，我放下手中工作，又投入到修建马路的任务中去。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动，才算交上一份合格的工程。最后结算，所有的费用都由企业负担。
以上叙述，是我个人在几十年工作中，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做了一下梗概的介绍，并不是谈所有人员的劳动。至于社会上的临时性的劳动，我参加的那就更多了，这里不再赘述。
时至今日，斗转星移，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如今不再提起了。年近古稀之人，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回忆，所经历过的坎坷历史，至于人世间的是非曲直，又有谁去评说呢！
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就连上层建筑，也在悄悄的变革。过去所称呼的干部队伍，也在分化。属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改成公务员了。企业也进行了政企分开，本来就是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把干部的称呼改为职员了。同时，组织机构也进行了精简，大批的冗员也被分流。当今在位的人员，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了。其办公的方向正在向高速度、高效率迈进。至于还是否参加体力劳动，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无足轻重了。
2002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