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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的 经 历 高
国 彬
在我的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有一段特殊的经历，那就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学校，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学习，这就是“天津市工交建‘五、七’干部学校”。
特殊的历史年代，就是在文革当中。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急风骤雨之后，革命造反派取得了政权，革命委员会都已经成立了，也就是说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就是在这样一派大好形势下，把我们这些干部都送进了五.七干校。
特殊的学校，既然是学校，就应当有校园、教室、有办学宗旨和教学大纲，有师资力量，有学期，而“五、七”干校皆无。所有的是由军代表与造反派组成的领导班子，学校不设班级，而是按军队班排连编制，更无学习期限，真可谓“无期学习”。
特殊的环境，校址设在天津市西郊区卫南洼小孙庄附近，独流碱河北側。此处是一片荒野，地势低洼，杂草丛生。入校时正值酷暑，白天骄阳似火，连一棵树都没有，无所遮掩，晚上漆黑一团，蚊虫叮咬难忍。地面建筑只有三间土房，据说是农民捕鱼割草时搭建的，早已被废弃不用了，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特殊的学员.，学员不是招生而来，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指派而来的。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享受如此待遇，还是有诸多条件的，那就是原来的各级领导者(俗称当权派)，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者。一言以蔽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你需要劳动改造的.。
特殊的学习，我们这些学员于 1969年夏进驻学校，学习的课程就是开荒种地。我被编入一连一排三班，全班十七个人.来自印刷公司和日用机械公司等单位。荒芜的田野，顿时来了千百人在此处居住，早晨起床的哨子，集体出操的口令，高亢的歌声，确实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开始附近村子里的农民有些好奇，纷纷来校观看，是怎样学习的，看后才明白，与他们生活无异样，整天下田间干活，以后也就不来了。
刚进入干校时，住房都是临建棚，用砖加土砌墙，搭上木条，铺上油毡， 即告完成。房屋低矮，八面透风，刮风满屋土，下雨屋中流，床下芦草生，晴天似蒸笼。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有别样的情趣。雨天，大家不能出工劳动，都在屋内休息，但可以欣赏大自然美妙的声音，那就是雨点落在屋顶上，敲打的叮咚作响，声音时大时小，时强时弱，细听起来，犹如一部交响乐曲，真可惜我们这些人没有音乐细胞。据说波兰的肖邦大师，听到雨点声音后，写出了美妙的音乐。假如肖君再世，到干校来体验生活，殊不知会创作出伟大的乐章。入夜，不用出屋，就可以欣赏草虫的鸣叫。这样的住房，我们在入冬前，才告别了它，搬进了我们自己亲手盖的平房居住。
我们的学习，每周只有星期二下午半天，以班为单位学习政治时事。除此而外，都是劳动。当时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抽出一轻局 130多人的连队专门搞基建。其余连队都去开荒，为明年种地做准备。我们这些人，就挖土、合泥、砌墙、挂瓦，盖成了一排排新房。后又把我与另外两个学员抽出，安装门窗，拉电线，装电灯。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作，新房终于竣工了。此时，看看一排排房屋，我们心情才有些宽慰，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成果。
生活上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所有的副食品都是计划凭票供应的，每月的几两油票肉票都交到干校食堂，蔬菜又很少，这怎能填饱干如此重体力学员的肚皮呢？有一位学员，经他联系可以从罐头厂买点“浮油”
我即与他借一辆三轮车，由市内小刘庄附近，拉上一大桶瓢出来的牛浮油，走了多半天，才到干校。这点牛油，还真的改善了食堂的生活。
在干校学习，校方规定，每双周休息一天。能否休息，还要看“老天爷”能不能赏脸，如要赶上阴天下雨，就是放假了，你也无法出来，原因是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在泥泞的道路上是无法行走的。
房屋盖完了，土地开垦了，时间已进入冬季。我们学员的新任务又来了，那就是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帮助农村整党整社。我与另外两个学员，打点行装，进入了西郊区杨柳青镇的一个村庄，开始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新生活。
当时的农村，经过文革后，原来的村领导，都被打倒。换上来的是造过反的新人，他们搞运动是能手，但领导生产缺乏经验。群众意见很大，农业生产上
不去，开大会，就如同怒骂孩子们一样训斥群众。群众就是不买账，村干部如同走马灯式的轮换，但也无济于事，我们去的村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如何开展工作，当时我们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原因是我们这些人是被“改造”的对象，是“五、七”干校下来搞调查研究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与“四清”工作队相比，人家是带着尚方宝剑下来的，气势不凡，对农村可以气使颐指的发号施令。群众对我们抱有观望的态度，不予信任，这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我们三个人只好深入到农民中去，参加劳动，与他们交朋友。逐步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开始向我们谈吐了真实情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摸清村中问题的症结。原来的村长被打下去的原因，是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做老婆。该人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敢于负责，有群众威信。许多群众，对新老干部做了反复比较，认为还是老村长好。摸清村中的问题后，专门向上级党委做了汇报。结果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又把老村长请出来任职。从此以后，该村面貌大有改变。我们又呆了一段时间，工作、生产一切正常后，才撤回“五、七”干校。
到 1970年上半年，才将我们陆续调回市内，重新安排工作。从此，结束了“五、七”干校生活。经过这一年的磨练，总结出来的体会是：盖了房，下了乡，垦了荒，没收粮。
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五、七”干部学校早已成为历史。本来就是劳动改造的场所，却要冠上“干部学校”的美称。学校，是教育人们增长知识，陶冶高尚情操的圣洁殿堂，岂能玷污？对后来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甚了解那段历史，此文是梗概介绍而已。
但愿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上，“五、七干部学校”不再重演。
2001年 3月 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