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军 围 城 弃 家 逃 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结束了对东北三省14年的侵略占领，伪满州国随之灭亡，广大人民群众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正在欢欣鼓舞之际，国共两党又在东北各地，紧锣密鼓地调兵谴将，蕴育着新的一场撕杀。顿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东北地区上空。到1946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破裂后，解放战争打响了。在东北的战场上，国共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到1948年初，解放军把长春市团团包围，采用了围而不打的战略，促使国军投降。同时，封锁了对城市的一切物资供应，顿时，长春市变成了一座“死城”。时间一长，城内粮食匮乏，就是家有金钱万贯，也休想买到粮食。当时，为了充饥，曾向同学崔某借了一个两钱重的金戒指，用它换来一块50斤重的豆饼（即榨出油的豆渣），每日只吃一顿。后来又怕还不起债，把剩下的20斤豆饼卖掉，换回了同样重量的金戒指还了崔家。可见几天的时间，粮食价格飞涨不止。之后，就以米糠、酒糟添腹。生活实在无着，市民纷纷向城外逃亡。她们一家三口，也卷入逃亡的人流中去。临行前，家中的一切财物，都原封不动，什么东西也没带出，只是人走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美满家庭，就这样抛弃了。走出家门，三步一回头望着远离的家门，所有财物，倾刻间化为乌有，变成了“难民”了。她们往那里去？当地无亲戚，只好回河北省义卜寨老家。战时，铁路交通断绝，又无其他交通工具，只好按着家乡的方向，风餐露宿，沿途乞讨，徒步而行。由长春市至河北老家有1600里之遥，何时能够到达？不得而知，只好走一程问一程。当时她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就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由于劳累过度，食品不足，严重的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患上了夜盲症，每到夜幕降临，看不清东西。一日，途中寄宿在老乡家中，一位大娘见到此情况，出于怜悯之心，买了些牛肝，炖熟后给她吃下，果然见效，眼睛的视力较前有所好转。事情虽小，在困难时候，能给予相助，这种精神实在难得。这也是她平生遇到的第一个好人。她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长途的跋山涉水，她患了泻痢症，当步行到北戴河村时，她要早产，只好在老乡家住下。第二天，即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孩，取名紫燕。满月之后才终于回到了原籍义卜寨老家。
回到老家后，无战乱之苦，不再担惊受怕。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家四口人，生活无依靠。即使是种地，尚有个生产周期，况且农时已过。为了保住两个孩子能够活下去，他们夫妻二人曾经考虑把两个孩子送人，然后同去参加革命。村中父老得知这一消息，深表同情。经过村干部研究，认为大孩子三岁，二女儿刚刚出生不久，需要母亲喂养照料，不宜送人。于是决定给二哥开证明，去报考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而对二嫂给予生活援助。首先由村干部出面，王文瑞、朱文翰、赵
来等人，走家串户去募捐粮食。当乡亲们得知是为高国植夫妇捐赠时，都主动献米。仅去40户人家，就支援了300多斤小米。暂时解决了无米之难。至于烧柴，夫妇二人上山去拾。为了长久解决她家的困难，村中又给拨了两亩土地，叫她耕种。同时，还安排她在本村小学任教，每月还可以领到两斗小米的薪水，（约100斤）生活总算安排下来了。对乡村父老的深情厚意，她们感激万分，至今不忘。现在每逢过年，二人都回义卜寨村，带上礼品去看望唯一还健在的、年已八十七岁高龄的赵
来三叔，以表示感谢之情。并以此教育孩子，永远不要忘记乡亲父老的恩德。
此时，北平已解放，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正在招生，国植二哥于1949年2月前去投考，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生活刚安排下来，一场更为严重的打击向她袭来。生活的困苦，两个孩子营养不良，体质羸弱，加上染疾患了肠炎，乡下缺医少药，更无钱医治，先后只有一周时间，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先后夭折。年轻丧子，使她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她镇定精神，擦干眼泪，告别了乡村父老，毅然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于1949年8月到北平参加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国植二哥已随解放军先行南下，直到广州解放，组建南方大学。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当她毕业后，于1950年3月分配到河南省淇县工作，1950年7月调去南方大学二部任组织干事、团支部书记，后参加徐闻县土改，任团总支书记。夫妻二人，相互勉力，共同进步。这是她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转折。实行供给制待遇，过着集体化的生活，整天只管努力的工作，一日三餐由食堂供应。她思想上进，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誓把青春年华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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