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黄佐临、丹尼夫妇的天津缘

作者:李海涵         发布时间:2015-9-22 8:35:10         人气:1071次

                   戏剧大师黄佐临、丹尼夫妇的天津缘

天津在我国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素有“京剧码头、北方戏曲重镇、中国话剧摇篮”等美誉。在深厚的戏剧文化底蕴基础上,多少年来,天津坚持多措并举,繁荣舞台创作,戏剧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呈现出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黄佐临是我国一代戏剧大师,丹尼是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一提起佐临、丹尼夫妇,人们就会想到他们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天津是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摇篮,中国话剧的奠基人李叔同(弘一法师)就诞生在天津。1908年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王钟声和刘艺舟率“春阳社”从上海来天津演出“文明戏”,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话剧。天津早期话剧运动主要活跃在天津南开中学。当时严范孙、张伯苓等都导话剧运动,在南开中学成立了“南开新剧团”,周恩来就曾是该团的骨干,亲自参加过编、导、演,并发表过有关理论文章。由于天津的话剧演出非常活跃,因此培养出不少人才。黄佐临、曹禺、谢添、石挥等等,都曾得益于天津话剧运动的熏陶。

黄佐临,原名黄作霖,祖籍广东番禺。祖父当过私塾先生,后来到了天津。父亲黄颂泮毕业于黄埔海军学校,在天津德商世昌洋行当一个普通职员。黄佐临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到他大妹妹出生时其父才转为天津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高级职员,家庭逐渐开始富有。

“文革”期间,“造反派”认定黄佐临家是天津“广帮四大家”(梁炎卿、陈祝龄、郑翼之、冯商盘)之一,并以“黄家花园”是黄先生家私人花园为证。岂不知“黄家花园”是一个空头地名,与黄佐临家根本无关。

黄佐临的父亲虽是商人,但同时又是“广东音乐会”会长,酷爱京剧、粤剧,还时常“票”戏,唱花旦。父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看戏、看电影,黄佐临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10岁那年,他看了一部无声片,演员从街上倏然一跳,就跳到双层公共汽车的车顶,他觉得很奇怪又很羡慕。回到家他找来一双新鞋穿上,蹲在地上一蹬脚,然而奇迹却没有出现,他于是苦苦思索那位演员是怎么一蹬便跳了上去。后来,他终于明白了电影里那个演员是从车顶上跳下来,然后倒过去放映。又一次,他看了一部侦探捉贼的无声影片《巴黎女》。转天,他就跟邻居小孩和姐妹们聚在一起把床铺当舞台演戏。当时,北方全年挂蚊帐,床上的蚊帐成为家庭小剧场的幕布了。他叫妹妹演巴黎女,表弟演侦探,外祖母和小朋友当观众,小佐临俨然成了“大导演”了。

黄佐临幼时在家请了外祖父当私塾先生,读了不少古书,练就一笔好毛笔字。1916年考入天津新学书院。该书院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院址在法租界海大道(和平区大沽路十七号)。这是天津教会办的最早的学院,创始人和首任院长为赫立博士。该院为大学学制,学制四年;并附设中学班,学制也是四年。黄佐临于1925年毕业,在学期间就酷嗜戏剧,博览剧作,从事戏剧活动,排演英文戏,演出《威尼斯商人》等,还曾自编自撰文艺刊物《朝霞》,在班级发行。

毕业后,黄佐临奉父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读商科,留学前曾钟情于妹妹的一个同学。这是出自天津“广帮四大家”之一的小姐,可女友家嫌黄家不够有钱而告终。到了英国,他对读商科一点也不感兴趣,会计学总是考不及格。而对于他寄宿的林溪学院,却感到十分亲切。在英国期间,他自编独幕剧《东西》、《中国茶》,曾与戏剧大师萧伯纳交往,深受指点启迪,成了“萧伯纳迷”。

1929年黄佐临毕业回国,回到了天津。由于他受萧伯纳的改良广义影响较深,为“改革中国”碰了不少钉子,也闹了不少笑话。他想改造中国,先从废除人力车做起,便向天津车行订做了一辆四轮车。这种车状如自行车拉一拖车,踏起来比人拉轻快一些,但成本太贵,车行老板压根儿不理,改良失败。

黄佐临对社会改良不成,只好从家里“改革”起,请父亲卖去包车,改乘汽车。不料,他家从此却从人力车阶级升格为汽车阶级。黄佐临凡此种种唐?吉诃德式的改良,无不以唐?吉诃德式的笑话告终。于是,他迫不得以顶替父亲到天津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当了顾问。但他仍以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戏剧艺术,并想继续实施他那种种“改革”社会的计划。

1929年10月“南开”校庆,张彭春把高尔斯华绥的作品搬上舞台。曹禺参加了改编,并在剧中扮演了董事长。黄佐临观看了演出,认为曹禺的表演很有精气神,声音很洪亮,在场上十分活跃,佐临看后给《大公报》写了一篇观后感,约三千字左右,分三次登在报上。其中,将原演出与改编演出作了对比。曹禺看了这篇观后感后,似乎找到了一个知音,便通过《大公报》找到黄佐临,亲自登门造访求教。

曹禺还把黄佐临引见给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先生。而后,黄佐临还与南开新剧团的张平群、伉鼐如等交上朋友。他认为张平群是其从事话剧以来所遇到的最潇洒、最漂亮的小生,伉鼐如是最有效率、最得力的舞台监督。

不久,张彭春先生约佐临到南开大学英文系兼课,开的课是萧伯纳研究与狄更斯研究。那时在天津有黄佐临、曹禺、李霁野等七、八个人对文艺很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曹禺还常到黄佐临家里,借戏剧方面的书看,对共同感兴趣的易卜生、高尔斯华绥进行探讨。

1930年5月,天津中西女中(长征中学)毕业班的同学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喜剧《如愿》。剧中所有角色的念白都采用英语原文。在这次演出中挑大梁、扮演女主角罗瑟琳的是年仅19岁的金润芝(丹尼)。正在中西女中上学的三妹为黄佐临买了票,拉着哥哥去看戏。黄佐临对那位女主角着了迷,还写了一篇剧评,发表在英文报纸《天津泰晤士报》上,对这次演出作了详尽的分析,特别赞赏了女主角罗瑟琳的表演。

演出之后的圣诞节,黄佐临提醒三妹,让她请她的同学们来家玩。三妹不解其意,兴高采烈地请来姓朱的一对双胞胎,就是没请绰号“三点红”(溜起冰来两颊与鼻尖通红)的金润芝,黄佐临极为扫兴。还是黄佐临主动进攻,于是,金润芝极富戏剧性地与黄佐临相识,进而相恋了。

金润芝艺名丹尼,祖籍安徽。父母早年定居天津,住在小白楼。她1911年生于天津,生性活泼,舞跳得好,还会溜冰。1924年,她考入天津中西女中。这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一所教会学校,以英文水平高、课外活动活跃而著称。该校英语教师多是外国人,这些教师特别喜爱戏剧,课余经常教学生排练英文戏剧。丹尼常在一些小戏中客串,渐渐地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技也日臻成熟。毕业时她用英文演出《如愿》,首任主角,崭露了艺术才华。1930年从中西女中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4年毕业。是年夏,丹尼与佐临定婚,遂赴美国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儿童教育系。

黄佐临与丹尼相恋后,不仅在南开大学兼课,还在树人中学义务任教两年。天津私立树人初级中学建校于1930年秋,校址在英租界十号路(今保定道)球场(今新华路体育场)旁,创办人刘崇壹是黄佐临上新学书院时的恩师,曾启发他读易卜生剧本,培养他对戏剧的爱好,他为了感谢恩师而义务任教。

1933年初,黄佐临以新学书院毕业生、基督徒、留学英国等优越条件,被选为天津新学中学(天津新学书院于1930年改为天津私立新学中学)校长。这是他从“人力车改革”转而致力于“教育救国”所作的努力。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红楼梦》和《老残游记》的英译者杨宪益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1934年1月,黄佐临当选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候补董事。同年12月,当选为青年会联青社董事。在此期间,他还筹备第二次留英,又为两位妹妹操办了婚事。他巧妙地安排她们在同一天举行婚礼。二妹一对是基督教徒,安排在上午,基督教堂里结婚;大妹一对是天主教徒,安排在下午,在天主教堂里结婚。客人们从基督教堂走到天主教堂。晚上在大饭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父亲夸奖黄佐临会办事,两桩婚事只花了一笔钱,既热闹又省事。

1934年暑假,曹禺应老同学杨善荃的邀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平时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的楼上一间单身宿舍里,李霁野也住在这里。那时,天津的文坛相当寂寞,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文艺。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一起聚会,讨论文艺问题。

在黄佐临任职期间,萧伯纳曾来中国游历。当时,中外反动派恶毒攻击谩骂他。萧伯纳乘车路过天津时,黄佐临一个人举着标语牌,到火车站欢迎萧。萧没有下车,他们只在窗口交谈了几句。后来黄佐临还写了篇关于萧伯纳的文章登在报纸上。

1935年暑假,黄佐临辞去了天津的一切职务,到纽约和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丹尼结婚。婚后,两人便一起去英国学习戏剧。他们在英国度蜜月,实际上是为了去参加英国戏剧协会在那儿举办的戏剧节和暑期戏剧学校。秋天,丹尼去伦敦学习表演,黄佐临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1936年,他们又一起入伦敦戏剧学馆,丹尼在表演班,黄佐临在导演班学习。“丹尼”这个艺名就是由当年创办伦敦戏剧学馆的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圣丹尼的名字衍化来的。金润芝取这个艺名,就是为了永远纪念自己的戏剧导师。

1937年夏,正当佐临和丹尼在伦敦戏剧学馆结业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他们当即启程回国,于同年10月回到了天津。他们一面与在重庆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导主任的曹禺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解决日后的工作问题;一面积极投入天津的戏剧活动,在故土上开始辛勤的耕耘。

他们一起为佐临的母校——天津新学中学排演了顾仲彝根据法国波巴诺剧本改编的《人之初》。佐临担任导演,丹尼除参加演出外还辅导学生表演。丹尼又先后为天津女青年会导演了易卜生的《娜拉》和契诃夫的《求婚》。剧中的男女主角全部由女青年串演,丹尼自己就在《求婚》中扮演男主角。佐临和丹尼在这阶段还集中研究了祖国的戏曲艺术。他们一起去英租界边的三义庄中央戏院去看评剧《花为媒》、《三笑点秋香》、《杨三姐告状》,他们还专门向北昆明角韩世昌、白云生请教,悉心研究昆曲艺术。丹尼在天津女青年会里发起成立了一个昆曲班。

1938年,他们应曹禺之邀去重庆国立戏剧学校任教离开了天津。而在天津这块故土停留的八个月,是他们在戏剧园地里的最初耕耘。黄佐临虽然离开了天津,但他对“第二故乡”———天津独有情钟,对天津友人格外关心。

1947年1月,从“南开”走出的著名剧作家曹禺从美国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2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黄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天津著名戏剧家吴同宾每每谈及恩师黄佐临的教诲,便格外动情。1948年辍学后的吴同宾到上海奔走衣食,谋职不成,一筹莫展,他就把自己写的电影剧本《晚钟》寄给当时任文华电影公司总导演的黄佐临先生。其时,吴同宾与黄先生素昧平生,剧本送出一个月后,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黄先生的电话,约他立刻到家里去一趟。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黄先生给他介绍了丹尼师母和他的两位女儿:黄海芹、黄蜀芹,黄先生又告诉他说:“你的剧本我看过了,有点才气。可是要拍一个电影剧本,并不容易,我交给鲁韧和叶明去看了,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吧。我今天是想问问你,有兴趣到电影厂来做一个电影编剧吗?”就这样,黄先生在吴穷困潦倒的时候破格提携,两天后,吴同宾即到文华去担任历史剧研究部的秘书,兼任编剧。天津人民永远怀念这两位出生在天津的著名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