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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达育] 云开雾散,重见青天。

作者:惠达育         发布时间:2013/6/25 16:33:15         人气:2796次

【回忆往事】之六      云开雾散,重见青天。

                                       惠达育 85岁

   人生到了晚年,对过去所经历的往事,爱进行回忆。在我的人生长河中,历经坎坷,回想起来,真是是有喜有忧。喜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过上了幸福生活,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不用赘述。忧的是在那阴霾漫天的岁月中,苦苦地煎熬,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的度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算了左倾路线错误,终于拨开云雾见了青天。在此,我回忆一下过去那暗无天日的年代,留给后人知晓。


   祸起肃反,留下隐患。

   在那个年代,不知何故,就会遇上一场横祸。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怀疑我丈夫是“特务”,把他关进“老虎房”九个月零十天,后因查无实据,而被放出。既然是怀疑,又没有根据,应当给予结论,恢复名誉。而组织上却给“挂起来”,并开除他得党籍,作为内部掌握的对象。

   让人不解的是,我丈夫历史清白,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不是三青团,与各种会道门没有沾过边,更没有在敌伪部门工作过。不知何故,却冒出了个“特务嫌疑”。这件事情,给我家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对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埋下了祸根。因为问题没有结论,既不能提拔职务,更得不到重用,凡是要赶上运动,都会重新审查一遍。


   牛棚熬煎,度日如年。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场灾难降临中华大地,那就是“文革”运动。当时我们在陕西兴平机具厂工作,运动开始是针对领导干部,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起来造反,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人员不忍其辱,党支部书记冯金山的爱人、车工潘子俊的老婆,先后自杀;所谓的反动技术权威厂总工程师也上吊身亡;厂长刘成永被戴上地主帽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其妻忍受不了地主老婆的凌辱,与他划清界限,抛下四个孩子另嫁他人。一时间厂内闹的乌烟瘴气,大有兔死狐悲,人人自危之感。

   随着运动的发展,矛头却指向了广大群众,名曰:要清除一切牛鬼蛇神,把地、富、反、坏、右等人都列为专政对象。同时也包括一些在历史上被审查的人员。这时,我家也未能幸免。1968年7月我丈夫高国植也被关进“牛棚”,接受所谓的革命群众审查。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工资每月减发50元,精神上的折磨,体力上的摧残,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每天除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晚上还要交代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切由造反派专人看管。无缘无故的把人关押起来,等于私设公堂,是历代帝王都严令禁止的。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却是堂而皇之的存在。

   我们虽然在一个单位,与家人却不能相见,“牛棚”如同牢笼。随后,造反派就奔赴全国各地,去调查取证,寻找“特务'的证据。凡与我丈夫有过接触的同学、同事和亲友,都找个遍,也未能查出“特务嫌疑”的线索。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审查,最后,只得宣布解放。这时,才恢复原工资待遇。在1955年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我丈夫定为行政18级,每月工资110元。在“牛棚”只发60元。从“牛棚”解放后,给补发了56个月的工资,共计2800元整

   在那个年代,有一句名言:“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据说是出自领袖之口。“文革”运动完全印证了这句话,造反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整个单位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更是毫不负责任,完全凭着捕风捉影和道听途说的传言,再加上个人的主观臆断。可以把蚂蚁说成大象,蚊子比作飞机,无限上纲,不尽其余。造反派进行逻辑推理,高国植是特务,必然要与国外联系,家中一定藏有无线电台。电台藏在何处?可能在邻居铸工师傅张连馥家。原因是两家关系不错,张家还帮助照料过他的小儿子卫东。有一天,造反派来到张家,要进行搜查。张大娘一听要抄家,便说:“我与高家关系不错,曾经帮助照顾过他的小儿子卫东,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两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你们说电台藏在我家,这可不是小事,说明我们是一伙,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你们今天来搜查,要是搜不出来怎么办?要给我拿出个说法。”张大娘的这一席话,问的造反派哑口无言。之后,这些来势凶凶造反派,便灰溜溜地离去。

   我家藏有无线电台,纯属是无稽之谈,这种荒谬绝伦的猜想,和那愚蠢的举动,已经成之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由此可见,当时的造反派,是如何对正直的人进行栽赃陷害的。

   在那个年代,“牛棚”的看管非常严格,不准家人探视。有一天,我对小儿子卫东(4岁)说:“你爸爸想你,你到牛棚看看你爸爸,让他抱抱你。”随后,不多时,孩子跑回来说:“爸爸看到了我,正要想抱我,被看牛棚的叔叔看见,就说叫我滚蛋,我就回来了。”自古以来,就是犯了王法的罪犯,都允许家人进见,何况是一个四岁的幼儿。这种无故被关押,让家人骨肉分离,举世少见。这些造反派,不仅没有亲情,而且连人性都没有了。


   株连家属,孩子受冤。

   在那个年代,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又死灰复燃。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家中一人有事,全家都要受到株连,甚至波及到亲戚朋友,都受到影响,这是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我丈夫被无辜关进“牛棚”后,厂内马上就贴出“日本特务太太惠达育滚出财务组”的大字报。我当时任财务组组长,向厂长汇报工作,受到周学俊的干扰,与基建组粟律声联系工作时,他张口骂人:“你这母狗,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我对这些无理的行为,毫不示弱,都严词厉声地给予回绝。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使我的工作都难于进行。

   当时的情况,声势浩大的运动,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沉渣泛起,各类人员都出来表演一番。曾经骂我的粟律声,标榜自己是革命群众,不久也被关进“牛棚”,经查他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员,还当过宪兵。

   我丈夫在“牛棚”,干着重体力劳动,我怕他身体支持不了,便在饮食上给予照顾。每天我买好饭菜,放在食堂指定的位置,他看到饭盒后拿回“牛棚”就餐。有一次,他跟车到西安市当装卸工,回来较晚,食堂已经下班。我便做好饭菜,下面是红烧肉、鸡蛋,上面盖上面条,送到“牛棚”门口,由看管人员转交。不料,这碗饭被造反派发现,转天就召开批斗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其原因是我立场不稳、敌我不分,还给“日本特务”送红烧肉和鸡蛋。在会上我据理力争,争取到会人员的同情,使这场批斗会无法进行,便草草的收场。

   更有甚者,那些革命群众,就连孩子也不放过。有一天,我的二儿子一鸣哭着回家,经询问是遭到高宝生和粟建新的毒打。闻后我火冒三丈,孩子犯了什么法?于是我就领着孩子,去到革委会找领导讲理,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后来打人者知道理亏,家属前来我家赔礼道歉。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审查的对象,其子女都被称为“黑五类”,受到人们的歧视。我的大儿子韧坚,初中毕业后,品学兼优,不能升入高中。他身体健康,报名参军,却被驳回,其原因是政审不合格。这样的政策,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


   落实政策,困难重重。

   自肃反运动以来,说我丈夫是“特务嫌疑”,他始终也没有承认过,对开除党籍,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申诉。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有的申诉信件,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均被上级机关扣压,或层层下转,相互推诿,始终也没有哪个部门出面处理。

   写信申诉无望,只好亲自出面上访。我让丈夫准备好书面材料,直接到北京公安部。负责接待的白浩局长对我们说:“伪满建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亡国奴干部的学校,所以公安部曾集中24个省市区代表,对伪满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包括汉、满、蒙、回、朝鲜和白俄罗斯的学生,逐个进行过关审查。谁是汉奸、日本特务,谁是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成员,谁是反动会道门的骨干,都有档案资料和照片记录,你(指高)什么都不是。被怀疑是“日本特务”根本就不能成立。应当由你们的上级领导,给你落实政策。”听完白浩局长的回答后,这才明白,早已经搞清楚的问题,在基层还是抓住不放,真是让人费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全面展开。由于我丈夫多年的申诉,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组织部门,派员到兴平机具厂调阅我丈夫的历史档案,审阅后发现确实是属于冤假错案,应当给予平反、恢复党籍。

   这一消息在机具厂传开后,受到一些极左人员的抵制。以周学俊为首的顽固派,跑到省建工局,冒充代表革命群众,坚决反对给高国植平反。接待人员问他:“你能拿出证据吗?”无以回答,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同时,机具厂的一位党支部委员也说:“如果要给高国植平反,请拿到上一级去平反,我们不管。”落实政策的遇到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面对这种情况,建工局负责落实政策的干部,耐心的进行工作。找到厂党支部负责人说:“高国植是你们厂的干部,由你们单位负责平反是原则。对他的历史问题,仅是怀疑,没有证据。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据,我们就不给他平反。”厂领导无言答对,这才给办理平反手续。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党龄由1949年7月6日连续计算。

   压在我丈夫身上的桎梏,终于被清除。竟然用了25年的时间,此时他已经是57岁,已经接近花甲之年了,一生中的大好时光,都是在受到压抑的环境中度过的。


   轻装上阵,发挥余热。

   古语讲:“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自从我丈夫被怀疑是“特务嫌疑”后,在工作上一直受到压制,尽管你有多高的才华和智慧,也不予重用。而那些不学无术之人、庸庸碌碌之辈,由于出身好,个人又能够顺从领导,唯命是从者,却都占据了单位的重要职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因为你已经被干部管理部门打入“另册”,尽管你胸中藏有雄韬伟略,一心想为建设国家出力,也是枉然。即便你想调到一个新的单位,施展你的才华,领导也不会批准。因为在哪个年代,职工的工作调动,都是由领导者安排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对干部的管理,打开一个缺口,可以自由流动。我丈夫已经落实了政策,解除了压在他身上的枷锁,为发挥余热提供了机会。得知西安市陕西财经学院需要老师,我丈夫就前去应聘,经过测试和试讲完全合格,破格录用。1981年7月,我们举家把户口由兴平县迁入西安市,开始了新的生活。经过五年的授课和科研,1986年我丈夫被评为副教授,到六十五岁时,于1987年7月正式离休。之后,学院又继续返聘到1988年3月。随即又受聘于中日合作的西安市唐华宾馆任教育顾问。1996年9月到北戴河爱辉旅游学校任教,一直到2003年6月,八十岁时才离开工作。我丈夫在任教期间,他拼命的工作,想把过去失去的大好时光弥补回来,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可以说,恢复党籍后这些年,他对社会的贡献,比他恢复党籍前的几十年还要大。


   后记:

   我们在兴平机具厂工作多年,有许多同事和朋友,在蒙难期间,也得到过许多正直的好人帮助,现在虽然离开该厂,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也曾经回到厂中看望。现在的机具厂,经营困难,这不是我们的话题。

   我们所看望的是厂中的人员,发现很大的变化。想当初在“文革”中响当当的造反派,有些人是未老先亡,或者家中发生不幸。例如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李芳清、瞿国芹、杨子孝、周学俊和粟律声等人,也早已离开人世。

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革命群众,对当今的改革开放,对变化了的形势,很不理解,还迷恋当初那个年代。可惜历史不会倒退,这些人聚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不过是狂犬吠日,几声凄厉、几声叹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