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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达育] 危难时刻,贵人相助。

作者:惠达育         发布时间:2013/5/25 15:21:16         人气:2885次

【回忆往事】之一     危难时刻,贵人相助。

                                     惠达育  85岁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弹指之间,青丝已经变成白发,俨然进入耄耋之年。晚年赶上国家昌盛,过上了幸福生活,也是我辈之人的福分。

   我等之人,生活在大动荡、大变革之中。开始遭到日寇的蹂躏,日降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又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人不得安宁。政治上受人歧视,思想上受到压抑,生活上的艰难困苦,饱受了诸多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可以说我一生中历尽坎坷。自改革开放之后,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这时我已经离开职场,离休在家了。

   人步入老年,爱回忆往事。有些事情虽然至今还历历在目,却不堪回首。但是在我的人生岁月中,遇到困难和险阻,那些伸手相助的好人,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至今却难以忘怀。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在困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们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美德,我要教育后人,要永远向他们学习。

     1、牛肝治好夜盲症。

   在解放战争中,大军围困长春,由于粮食匮乏,城中百姓无法生活,于是纷纷逃难。我与爱人高国植,徒步返回义卜寨村老家。上千里的路程是何等的不易。在行进的途中,有一位老大娘看着由爱人领着我走路,便前来询问,方知我得了夜盲症。

   老人便说:“你买个牛肝煮熟吃,便会好的。”

   我说:“我既没钱买牛肝,也没有地方去煮。”

   这时老大娘毫不加思索的说:“我来行行好,积点德,买个牛肝给你吃。”

   当我吃过老大娘的给买的牛肝后,很快治好了夜盲症。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娘,在我遇到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使我终身难忘。

     2、路上临产,大娘相助。

   在从长春徒步返回老家的途中,我身怀有孕,由于奔波劳累,再加上饮水不净,身患痢疾。走到北戴河村时,出现了早产的征兆,不能走路了。这可难坏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当一位大娘了解情况后,便说:“不能把孩子生在马路上?”,之后,就主动把我们带到他家中,把一间储存柴火的房间,清扫干净,让我们住下。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大娘忙前忙后,又帮助请来一位接生婆,第二天我生下不足月的女儿,取名‘紫燕’,直到我满月后,才回到义卜寨村老家。

     3、保姆杏琼,胜于亲妹

   在肃反运动中,我丈夫高国植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老虎房”九个多月,进行审查。我作为家属,也受到株连,被折腾得患上肺结核病。当时我的大儿子韧坚才一岁多,女儿小惠刚初生,我又患病,家中的一切都需要保姆杏琼照顾。在当时的情况下,周边的人们都议论纷纷,告诫杏琼要离开高家,一是惠达育有结核病,怕传染上,二是给有问题的人家当保姆,思想界限不清,以后再当保姆,都无人敢要。杏琼听后精神压力很大,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他反复地思考,认为老高和惠达育都是好人。又考虑他们都是北方人,在广州一无亲、二无故,在这种情况下正需要人给予帮助,我不能撒手不管,于是就留下来陪我们共同度过难关。心地善良的杏琼给我极大的安慰,鼓舞我向病魔进行斗争的信心。

   由于工作的变动,我们全家调离了广州,辗转到了西安,又加上过去政治运动频繁,我们失去了联系。古语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日夜想念着过去对我们的恩人,自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的查找,终于联系上杏琼妹妹,她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下面附上一封我们的通信,来表达我们的心意。(见下图)


     4、药费报销,多亏友人相助。

   2003年7月,我去北京肛肠医院检查时,发现有肿瘤。马上回西安,到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进行切除手术,结果发现是结肠癌,手术进行的很顺利。虽然病灶已除,可是费用高昂。我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属于离休待遇。但是所在单位兴平机具厂,正临破产的边缘,无力支付,所有医疗费用都是由我垫付。为了报销这些医疗费,需要向陕西省建工局申请拨款。当时得到建工局离退办处长赵德继同志相助,分期、分批陆续报销完毕。

   后来得知,主管建工局离退办处长赵德继同志,正是原来兴平机具厂的工人。通过这次接触,道出了埋藏多年的心里话:“惠大姐对我有恩”。他说:“我在兴平机具厂,是一名工人。因为和爱人吵架,被内弟用锁头砸裂嘴唇,经过缝合,吃饭不便,只好躺在宿舍里养伤。惠大姐得知这一情况后,关心我的康复,于是就送来鸡蛋羹和面嘎达汤等流食,经过十几天的恢复,嘴唇缝合处已经痊愈,在哪种情况下,能够对我关心,使我感激不尽。”

   对于这样一件小事,我早已忘记,没想到赵德继同志仍然铭记在心。

     5、被邀赴宴,礼品藏金。

   2009年10月1日,我们从北京回到西安,原财经学院的研究生刘吉诰来到家中。他说我多次打听你们的消息,先说你们去了北戴河,后来又说到了北京,始终未能联系上。今日得知老师回到西安,特地专程前来拜访,邀请我们去酒店赴宴。并说他在海南三亚工作,过几天就要回到海南岛,相见机会难得。真是盛情难却,我们只好从命,翌日,我与丈夫老高和两个孩子前往酒店,受到刘吉诰及夫人的热情款待。席间叙说师生之情,从1986年至今,已经有20余年未曾见面。饭后,临别时送丈夫茶叶两盒,只好笑纳。回家后发现茶叶袋中装有一万元现金。随即丈夫用电话询问,刘吉诰说:“我感谢老师的帮助和教诲,现在老师年过八旬,只是学生的一点区区心意,请用于补补身体!”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只好愧领。

     6、怜悯同情,出手相助。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丈夫的株连,我被下放到钳工车间劳动。当时旧病复发,不断咳血,周围的工人,看在眼里深表同情。本厂职工的爱人叫侯玉芹,在商店工作。有一天我们在商店相见,她主动的向我说:“明天把副食本带来,给孩子买白糖。”我说:“我的孩子已经超过一岁半了”她说:“别啰嗦,叫你拿你就拿来”。转天,我拿副食本给她,她向另一位售货员喊道:“一岁半以内婴儿,供白糖二斤”,这时她把副食本比划一下,就完事了。

   这件事虽小,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在哪个年代,物资奇缺,食物匮乏,所有食品都是限量供应。售货员过量供应,属于违规行为,轻者受到领导的批评,重者会受到处分。

   还有本厂职工,麦大明和陈立波等同志,手握粮票与我擦身而过,随即把粮票装入我的衣袋,并不说话,然后摆摆手离开。由于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使我在逆境中,能够顺利的度过难关。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丈夫在关“牛棚”期间,我的小儿子卫东才一岁,我又得上班,邻居张连馥师傅的老伴,出于同情,曾经帮助我们照料过小儿子卫东,并不收费。人在难处有人相助,使我终身难忘。

     7、爱生如女,视如亲人。

   丈夫在爱辉学院任教时,日语班的学生陈丹婵,于1999年暑期毕业。为了继续深造,提出要继续跟随丈夫学习日语。陈丹婵是浙江省仙居县人,这里又无亲友,我看这个学生好学心强,品行端正,就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就吃住在我的家中,朝夕相处,丈夫耐心的施教,学业大有长进,半年之后她才与我们分别。

   由于她的日语水平较高,2001年到日本留学,后来就在日本工作,事业有成。当得知我动过结肠癌手术,于2004年到专程到北京来看望,并拿出10万日元,作为治疗费用。之后,2005年和2006年,又来北京看望,前后两次又给我10万日元,作为营养补助。尤其是2006年来北京时,看到我身体恢复很好,她也异常高兴。主动提出为我们拍照钻石婚纪念照,并说:“你们老两口一生道路坎坷,能活到今天不容易,我要为你们的晚年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留个纪念”

   这样的学生,亲如子女,她对我们的孝心,使我深受感动。

   以上是在我的一生中,所介绍的几件典型好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伸手相助,使我度过难关,真是终身难忘。凡帮助过我们的好人,除过世者外,至今我们仍保持着联系。2012年春节我们给广州的阿吴汇去一万元,我又和丈夫乘公交车前往兴平给张连馥师傅及老伴拜年,留下两千元,表示谢意。

   然而,有一些事情不都是像以上所介绍那样,当我遇到困难时,推脱搪塞或袖手旁观。这些事情却发生在亲属之间,至今也让我费解。

   一是继母娘的铁石心肠。

   1948年大军围困长春市,我与丈夫跋山涉水徒步返回老家。在长春家中的财产全部丢弃,除随身的衣服外,手中毫无分文。到家刚进门却遭到继母的冷遇,声言家中无粮食供养我们四口,要一起跟着挨饿。丈夫就说我们不连累家中,可以分居另过。于是就把东厢房腾出,供我们栖息之所。之后,丈夫离家前往北京参加革命工作,为了生计村中给予照顾,让我在本村的小学教书,只有微薄的收入。我去教书孩子无人照顾,我就把母亲从抚宁县下庄村接来同住。

   丈夫在外参加革命工作没有收入,我哪点工资对一家四口人来说,岂不是杯水车薪,这时期就经常出现断顿的情况。村中父老看在眼中,急在心上,给予同情,由赵来三叔带头发起,在村中募捐粮食,乡亲得知为了接济我家,都纷纷献粮,帮助我度过难关。

   我与继母前后屋居住,有一天我的小儿子紫辰(3岁),到后奶奶屋内玩耍时,拿了一个鸡蛋,跑到东厢房门口,高兴的叫着:“妈妈,我要吃蛋蛋”。不料,后奶奶紧随其后,便说:“你看,这孩子从床下把鸡蛋给拿走了。”我见状便说:“好孩子,把鸡蛋还给奶奶,明天妈妈就给你买。”这时,后奶奶从孩子手中接过鸡蛋就走了。我把孩子领到屋中,仍然喊着我要吃蛋蛋,当时我身无分文,哪里有钱给孩子买鸡蛋呢?孩子的哭声,使我心中一阵酸楚。

   继母真是缺少一个鸡蛋吗?情况完全不是哪样。继母家是村中的有名富户,过去曾经雇着长工耕种土地,雇保姆料理家务。居住着一个独立的院落,有五间北房,两侧是六间东西厢房。只不过是当地解放后有些收敛,辞掉了长工和佣人,1949年土地改革时,继母家划为地主成分,房屋按人口给留两间半北房,其余房屋和土地都被贫下中农平分。

   古语讲:“屋漏又逢连阴雨,枯木风中蚁巢空”。在哪种艰难困苦中,最大的不幸向我袭来,使我失去了两位亲生骨肉。由于生活的拮据,每天只能喝粥度日,没有蔬菜,食用当地自制的豆瓣黄酱。卫生欠佳,黄酱中蛆虫蠕动、细菌滋生。长期食用使我的大孩子紫辰患上急性肠炎,我求继母,让弟弟(13岁)去村北两华里的深河镇请医生,得到的回答是:“路上有狼,不能去。”孩子在炕上翻滚呼叫,上吐下泻不止,折腾两天后就离开人世。我痛苦之极,泪水尚未擦干,就在紫辰死后的第七天,我的女儿紫燕因为严重缺钙,也突然抽搐痛苦的离开人世。几天时间,使我失去两个孩子,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我的心,使我坐卧不安,晚间不能入睡,悲痛万分。时至今日,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更深夜静时,紫辰的喊叫:“妈妈,我要吃蛋蛋”的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岁的孩子,连个鸡蛋都没能够吃到,感觉我对不起两个孩子。

     二是大哥的冷漠无情。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丈夫被关进:“牛棚”,工资停发。我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精神上的压力,不久,我也病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四个孩子需要我来照顾,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把家中值钱的家具和物品卖掉,换取食品来补充个人的营养。同时,也向亲友求救,并说明待丈夫“解放”后,一定加倍偿还。当四弟和崇宏侄得知后,马上寄来救命钱,使我热泪盈眶。

   但是,我抱着极大地希望,给国桓大哥去信,始终未见回音。因为过去我们曾经多次帮助过大哥,回想起我们还是供给制时,每月只有两、三元的津贴。大哥来信说急需100元,我与丈夫多方筹借,及时寄去。之后,又来信说二嫂子患有肺结核病,急需100元治病,我们又向同志们拆借后寄出。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低下,两百元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笔债务,我与丈夫到1955年工资改革后才还清。至于蔡各庄大嫂,生活困难,我与丈夫一直给寄生活费,这一切都是无私的支援,而且在亲友中是人所共知的。今天,你的亲弟弟被关进“牛棚”,停发工资,我又患病,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都抱以无限的同情,伸手相助,而你却置之不理,连封回信都没有,让我寒心到了极点,搞不清为什么这样冷漠无情。